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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若干注意事項

發布:xinghuilawyer 瀏覽:144次

   認罪認罰從寬作為一項新生制度,在落地實施過程中,對某些問題,不同的司法機關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作為辯護人,如何正確理解認罪認罰制度,并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實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這一辦案宗旨,就顯得十分重要和必要。筆者認為,辯護律師要從認罪認罰制度的立法宗旨和保障被告人基本權益的高度出發,抓住問題的本質,找出解決問題的出路,通過有效溝通說服司法機關,才能更好地為當事人服務,也才能更好地實現有效辯護的目標。

  一、認罪認罰制度的背景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2016年11月16日,“兩高兩部”聯合印發了《試點辦法》,這標志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正式啟動。2018年10月26日,刑事訴訟法修訂后頒布實施,并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正式作為一項重要原則寫入立法之中。2019年10月24日,兩高兩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頒布實施。由上可知,認罪認罰從寬從改革舉措轉換為法律規定,這不僅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該項制度的高度重視,也讓司法機關在實務操作中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

  二、認罪認罰的若干問題

 (一)是否為獨立的量刑情節

  認罪認罰和自首、坦白之間,在量刑方面雖有重合和一定的關聯,但是,根據立法本意可知,認罪認罰從寬應當是存在于自首和坦白之外的一個新的獨立的從寬量刑情節。換言之,在對自首、坦白作為法定情節予以從輕量刑的基礎上,應再給予適當的從寬處罰,以讓自愿認罪認罰的當事人享有更多的量刑“實惠”。

  根據相關規定,司法實踐中,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一般應當大于僅有坦白,或者雖認罪但不認罰的從寬幅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但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不作重復評價。

  (二)適用范圍與條件是否受限

  根據相關規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適用于偵查、起訴、審判各個階段。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不能因罪輕、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處理的機會。

  由上可知,在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制度屬于“全覆蓋”,既可以在偵查、審查起訴、一審、二審等程序適用,也可以對所有罪名適用,只是需要說明的是,認罪認罰“可以”從寬不代表“一律”從寬,是否從寬以及從寬的具體幅度,則由司法機關根據實際情況予以決定。

  (三)被告人是否享有反悔權

   從立法層面而言,認罪認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根據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原則,在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應當允許已經認罪認罰的被告人有反悔的權利,而且該種反悔權可以在各個刑事訴訟階段行使。而且,被告人反悔只代表不再適用認罪認罰程序,而不當然代表司法機關可以據此對被告人從重甚至加重處罰,對被告人的最終處理結果,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據案件的事實、證據、法律和各種情節進行綜合判定。實踐中,對于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或者認罪認罰后又反悔的,依法需要轉換程序的,應當按照普通程序對案件進行重新審理。

  (四)被告人是否享有上訴權

  有關被告人的上訴權問題,基于實現司法公正和避免冤假錯案的價值追求,新修訂的《刑訴法》并未對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訴權作出任何限制或者禁止,換言之,認罪認罰與被告人的上訴權并不存在沖突,被告人對定罪或者量刑部分不服的,享有當然的上訴權。因此,任何司法機關不得以被告人簽署過認罪認罰具結書為由,不當限制或者非法剝奪被告人的上訴權。

  三、律師辦案的注意事項

  根據法律規定,認罪認罰從寬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在適用認罪認罰程序時,人民法院一般應當采納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因此,認罪認罰協商的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到被告人的最終宣告刑,基于此,辯護人要善于抓住辯護時機與檢方就罪名認定、主刑、附加刑、刑罰執行方式等方面進行充分的協商與交流,當然,也可以在強制措施的變更方面進行一并交流。

  對于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的案件,當事人又表示自愿認罪認罰的,辯護人如何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選擇罪輕辯護方案,并積極推進“有效辯護”時,應重點關注以下問題:

  (一)做程序選擇的建議者而非決定者

  辯護人應當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等各個階段積極參與其中,并為當事人提供合適的建議,但是,辯護人始終是程序選擇的建議者,而非決定者,辯護人應結合具體的案情為當事人分析利弊、幫助其認真權衡,尊重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而不是簡單輕率的替當事人作出決定,更不能強迫當事人選擇這一或者某一程序。

  (二)由抗辯轉向積極協商

  由于當事人自愿認罪,控辯雙方應放棄傳統刑事訴訟中的激烈對抗,轉為有效合作狀態,基于案情和當事人自身的情況,辯護人應與公訴方共同協商出適合當事人自身的、體現優惠政策的量刑建議,并在充分協商中實現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筆者認為,量刑協商的實質在于通過控辯雙方就當事人量刑方面的問題進行充分溝通,確保在量刑建議中吸收辯方合理的量刑意見,以實現有效辯護的目標。

  (三)辯護重心應前移

  辦案實踐中,作為辯護人,一方面要積極開展程序性辯護,申請取保候審或變更強制措施,力爭提前終結訴訟程序(如撤銷案件、不起訴)并維護當事人的自由權益;另一方面要做到辯護前移,由于當事人自愿認罪帶來審判程序的簡化,使得量刑辯護的重心前移,即從庭審階段前移至審前程序中,這主要集中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應及時有效的與檢方進行量刑(含不起訴)協商,以實現對當事人從寬處理的法律效果。

  (四)做“推動者”,不做“見證人”

  認罪認罰案件中,辯護人應是全程的參與者與推動者,并通過其有效辯護對案件發生積極的影響,而不是僅僅為司法機關的職權行為進行“見證”或者司法行為的合法性進行“背書”。

  司法實踐中,部分司法機關并沒有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師的辯護權,不給予辯護人參與量刑協商的機會和空間,只是在當事人簽署“具結書”時才通知辯護人到場簽字,這顯然是不妥當的,辯護人簽字的前提是就定罪量刑各方能達成一致意見,是充分協商的結果,并非單方決定的結果,沒有有效協商,很可能犧牲掉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使得律師的刑事辯護流于形式。

  (五)更加注重司法和解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種參與型司法制度,不僅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參與,也要有被害人的參與。實踐中,司法機關不僅要考察致害人悔罪的態度,更會考察其實際表現,是否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則是重中之重,致害人及其家屬在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諒解的基礎上,對被害人進行合理的賠償,是致害人“認罰”的表現,因此,積極促使致害人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給予被害人合理的賠償,并獲得被害人的充分諒解,對于化解雙方矛盾和獲得從寬處理具有積極的作用,辯護人在實際工作中,要高度重視并積極推動該項工作。

  (六)積極推動社區矯正調查評估

  眾所周知,社區矯正機構出具的調查評估意見,是人民法院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重要參考。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辯護人應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先行進行社會調查評估,以獲取建議緩刑的量刑建議;在審判階段,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辯護人應建議法院對被告人在庭前或者判決前進行社會調查評估,以便為被告人爭取緩刑奠定堅實的基礎。

  (七)認罪認罰案件的二審辯護

  根據相關規定,被告人一審中沒有認罪認罰,二審中,上訴人自愿認罪認罰的,仍然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是,有關認罪認罰案件的二審辯護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探討較少,特別是涉及被告人的上訴案件,法院應如何作出處理,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筆者認為,對于被告人上訴、檢察院未抗訴的認罪認罰案件,如果二審法院查明,原判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依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或者依法裁定準予被告人撤回上訴。如果被告人不改變上訴理由,不愿意認罪認罰,且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確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依法改判從輕從寬處理。如果查明被告人違背具結協議無理上訴的,不予支持,依法發回重審,不再按認罪認罰案件從寬程序處理。

  以上觀點,司法實踐中并無太多爭議,爭議較大的問題是:認罪認罰案件中,一審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量刑意見,被告人以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檢察機關以被告人對原來協商的量刑進行反悔,認罪但不認罰為由提出抗訴的,二審法院應當如何處理?

  對此,筆者認為,認罪認罰系被告人依法享有的重大訴訟權利,一般而言,認罰主要是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幅度的認可,量刑協商不能機械的進行理解,更不能曲解,量刑建議確實存在一定的上下限幅度,司法實踐中,部分量刑建議甚至還存在跨度較大的問題,如果一審法院的宣告刑接近量刑建議的上限或者在法定刑幅度內未能體現從寬處理的,被告人并未實際享受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紅利”的,應允許被告人以上訴的途徑爭取合法權益,此時,檢察機關不宜據此武斷認為,被告人的“反悔”無理無據,采用以“抗訴”對抗“上訴”的非理性做法。

  二審法院作為終審法院,應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和罰當其罪原則,強化案件實質審查職責,切實發揮司法審判最后一道防線的把關作用,敢于“制約”,善于“裁判”,兼顧天理國法人情,如果查明,原審判決已采納了檢察機關指控的事實、罪名和量刑建議,抗訴僅僅是針對被告人上訴而提出,則應堅決裁定駁回抗訴。如果同時查明,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罪名準確,但量刑確有不當的,應堅決改判并依法從寬處理。

  四、小結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準確及時懲罰犯罪、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節約司法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在理解和適用認罪認罰制度時,人民法院應始終本著有利于被告人認定的司法原則,力爭每個認罪認罰案件都得到公正處理,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作為辯護人,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時,更應從制度設計的初衷和辯護的法定職責出發,及時制定出合理的辯護思路和工作方案,通過積極協商和有效溝通的途徑,依法說服司法機關采納律師辯護意見,讓制度的“紅利”充分釋放出來,并結合具體案情,讓自愿認罪認罰的被告人獲得法定的從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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